編者按：關于販賣毒品案件中上下家的罪責區(qū)分與死刑適用，雖然2015年5月18日印發(fā)的《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》中有規(guī)定：“上家主動聯(lián)絡銷售毒品，積極促成毒品交易的，通?？梢耘刑幧霞宜佬?；下家積極籌資，主動向上家約購毒品，對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，可以考慮判處下家死刑”等，實踐中如何在個案中具體操作仍不乏疑問和爭議，故110集《刑事審判參考》編發(fā)了《張成建等販賣毒品案》以期指導?！罢f刑品案”公號特予轉(zhuǎn)發(fā)，轉(zhuǎn)載請注明作者、出處。
[指導案例1194號]
張成建等販賣毒品案
——販賣毒品案件中上下家的罪責區(qū)分及死刑適用
一、基本案情
被告人張成建，男，1966年8月16日出生。1996年11月因犯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七年；2003年9月因犯尋釁滋事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；2011年5月23日因犯販賣毒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，并處沒收財產(chǎn)人民幣四萬元。因患重大疾病于2011年8月8日被暫予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。2014年11月28日因涉嫌販賣毒品罪被逮捕。
被告人賀建波，男，1976年8月18日出生。1998年5月11日因犯搶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，2005年8月刑滿釋放。2013年11月15日因涉嫌販賣毒品罪被逮捕。
（被告人洪達、匡小林、周偉偉的基本情況略）
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張成建、賀建波等五人犯販賣毒品罪，向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。
被告人張成建及其辯護人提出，張成建購買的毒品部分被其吸食，應予扣除；其販賣毒品的目的是為了治病，主觀惡性不大；到案后如實供述自己罪行，請求從輕處罰。
被告人賀建波及其辯護人提出，指控賀建波4次向張成建販賣甲基苯丙胺共計3 300克的事實不清，證據(jù)不足；在共同犯罪中，賀建波系從犯，請求從輕處罰。
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經(jīng)公開審理查明：
2013年5月至7月，被告人張成建在被告人匡小林的參與“驗貨”下，在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區(qū)華發(fā)大酒店、普津大酒店等地，先后4次從被告人賀建波處購得甲基苯丙胺（冰毒）共計約3300克。同年8月至10月間，張成建在舟山市普陀區(qū)，將上述部分毒品及從他人處購得的甲基苯丙胺片劑（俗稱“麻古”）共計163粒（約重14.67克），多次販賣給匡小林、被告人周偉偉及張軍峰、賀海江等人。同年10月9日，張成建在舟山市普陀區(qū)東港街道興寧度假酒店公寓1018室被抓獲，公安人員從該室查獲甲基苯丙胺495.35克（含量為61.3%-62%不等）、含甲基苯丙胺成分的粉末0.15克及甲基苯丙胺片劑共計20.836克。
2013年5、6月的一天，被告人賀建波在舟山市普陀區(qū)華發(fā)大酒店610房間內(nèi)販賣給被告人匡小林甲基苯丙胺10克、販賣給被告人洪達甲基苯丙胺2克。同年10月9日，賀建波在舟山市普陀區(qū)華發(fā)大酒店門口被抓獲，公安人員從其身上查獲甲基苯丙胺片劑0.182克。
（另3名被告人的犯罪事實略）
浙江省舟山市中級人民法院認為，被告人張成建、賀建波等人明知是毒品，單獨或者伙同他人進行販賣，其行為均已構成販賣毒品罪。公訴機關指控的事實及罪名成立。張成建在暫予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期間又犯新罪，應對新犯的罪作出判決，把前罪沒有執(zhí)行的刑罰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，依法予以并罰。張成建曾多次因犯罪被判刑，且因犯販賣毒品罪被判刑后，在暫予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期間又實施販賣毒品犯罪，系毒品再犯，主觀惡性深，應依法從重處罰。張成建販毒時間長、次數(shù)多、數(shù)量大、純度高，犯罪情節(jié)極其嚴重，依法應予嚴懲。賀建波販賣毒品數(shù)量大，亦應予以嚴懲，根據(jù)賀建波的犯罪事實、情節(jié)等實際情況，對其判處死刑，可不立即執(zhí)行。據(jù)此，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一款、第二款第（一）項、第三款、第七款，第二十五條第一款，第二十六條第一款、第四款，第六十五條第一款，第七十一條，第六十九條，第五十七條第一款之規(guī)定，判決如下：
1.被告人張成建犯販賣毒品罪，判處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(chǎn)，與前罪尚未執(zhí)行的有期徒刑十二年二個月六日，剝奪政治權利三年，沒收財產(chǎn)人民幣四萬元并罰，決定執(zhí)行死刑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(chǎn)；
2．被告人賀建波犯販賣毒品罪，判處死刑，緩期二年執(zhí)行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，并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(chǎn)。
（另3名被告人的判刑情況略）
被告人張成建上訴及其辯護人提出，張成建購買的毒品部分被其吸食或者送人，該部分毒品數(shù)量應予扣除；張成建的毒品來源于賀建波，賀建波系毒品上家，作用更大，對張成建的量刑不應重于賀建波；張成建販毒是為了治療肺癌，通過自吸來緩解癥狀，主觀惡性不大，客觀危害較??；張成建歸案后主動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，原判對其判處死刑過重，希望從輕改判。
被告人賀建波上訴及其辯護人提出，原判認定賀建波4次向被告人張成建販賣甲基苯丙胺共計3 300克的事實不清，證據(jù)不足；原判量刑過重，希望從輕改判。
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經(jīng)二審審理認為，上訴人張成建為實施販毒犯罪而大肆購入毒品，并已將大量毒品販賣給多人，原判將其所購買的毒品認定為其販毒數(shù)量并無不當。張成建在前次尚未查出患有肺癌時即已在販毒，在查出患病后所購買毒品的數(shù)量已經(jīng)遠遠超過了其所稱為治療肺癌、自吸以緩解病痛的需要，其為牟利大肆購入毒品進行販賣，毒品已大量流入社會，社會危害大。張成建販賣毒品數(shù)量大，因販賣毒品被判刑后又犯販賣毒品罪，系毒品再犯，應依法從重處罰；張成建在暫予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期間又犯新罪，應當對新犯的罪作出判決，把前罪沒有執(zhí)行的刑罰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，依法予以并罰。賀建波販賣毒品數(shù)量大，又有犯罪前科，應依法從嚴懲處。原判根據(jù)張成建、賀建波的罪行等具體犯罪情節(jié)，對二被告人的量刑適當，二被告人及其辯護人要求從輕改判的理由不能成立，不予采納。原判定罪及適用法律正確，量刑適當。審判程序合法。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二、三、七款，第三百五十六條，第六十七條第三款，第六十五條第一款，第二十七條，第七十一條，第六十九條，第五十七條第一款，第五十六條第一款，第五十五條第一款，及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二十五條第一款第（一）項、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
最高人民法院復核認為，被告人張成建多次販賣甲基苯丙胺等毒品，其行為已構成販賣毒品罪。張成建販賣毒品數(shù)量大，社會危害大，罪行極其嚴重，且其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，系主犯，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。張成建曾因犯販賣毒品罪被判刑，在暫予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期間又犯販賣毒品罪，系毒品再犯，主觀惡性深，人身危險性大，應依法從重處罰，并與前罪尚未執(zhí)行的刑罰并罰。第一審判決、第二審裁定認定的事實清楚，證據(jù)確實充分，定罪準確，量刑適當。審判程序合法。依照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》第二百三十五條、第二百三十九條和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
二、主要問題
販賣毒品案件中，如何區(qū)分上、下家的罪責并準確適用死刑？
三、裁判理由
在辦理毒品犯罪案件過程中，為更好地區(qū)分各犯罪人在整個毒品犯罪中的地位與作用，準確認定其罪責大小，通常會將具有密切關聯(lián)的上下游案件進行并案審理。對于買賣同宗毒品的上下家，由于涉案毒品總量并沒有增加，毒品數(shù)量剛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(shù)量標準的，一般不同時判處死刑。那么，應當如何對上下家準確適用死刑呢？對此，2015年5月18日印發(fā)的《全國法院毒品犯罪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》（以下簡稱《武漢會議紀要》）明確規(guī)定：“對于販賣毒品案件中的上下家，要結(jié)合其販毒數(shù)量、次數(shù)及對象范圍，犯罪的主動性，對促成交易所發(fā)揮的作用，犯罪行為的危害后果等因素，綜合考慮其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等因素，慎重、穩(wěn)妥地決定死刑適用。對于買賣同宗毒品的上下家，涉案毒品數(shù)量剛超過實際掌握的死刑數(shù)量標準的，一般不能同時判處死刑；上家主動聯(lián)絡銷售毒品，積極促成毒品交易的，通常可以判處上家死刑；下家積極籌資，主動向上家約購毒品，對促成毒品交易起更大作用的，可以考慮判處下家死刑。涉案毒品數(shù)量達到巨大以上的，也要綜合上述因素決定死刑適用，同時判處上下家死刑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，并有利于全案量刑平衡的，可以依法判處。”
本案中，被告人賀建波與被告人張成建系買賣毒品的上下家關系，且就二人交易的3 300克甲基苯丙胺而言，二人屬于買賣同宗毒品的上下家。從判決認定的販賣毒品數(shù)量來看，賀建波與張成建二人販毒數(shù)量基本相當，且均已達到了實際掌握的死刑數(shù)量標準，但尚未達到數(shù)量巨大的程度，故根據(jù)《武漢會議紀要》上述規(guī)定的精神，不宜對兩人同時判處死刑。關于應當對上家還是下家適用死刑的問題，一、二審及最高人民法院復核均認為，盡管張成建系毒品下家，但其在與上家賀建波的毒品交易中更為積極主動，所起的作用、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均大于賀建波，故最終決定判處張成建死刑立即執(zhí)行。具體理由分析如下：
（一）被告人張成建販賣毒品的數(shù)量、次數(shù)多于被告人賀建波，販賣毒品的對象范圍也大于賀建波
首先，從販賣毒品的數(shù)量來看，判決書中認定張成建販賣毒品的數(shù)量為3 335.521克，賀建波販賣毒品的數(shù)量為3 321.182克，張成建要略多于賀建波。但從在案證據(jù)來看，張成建實際販賣的毒品應遠多于判決書中所認定的數(shù)量：一方面，從購買毒品的角度來看，張成建與同案犯匡小林在供述中均曾提到，張成建除向賀建波購買毒品外，還分別從廣東毒販“阿凱”“眼鏡”處購買過數(shù)千克甲基苯丙胺。公安機關抓獲張成建時除查獲大量甲基苯丙胺外，還查獲到大量甲基苯丙胺片劑，而賀建波僅販賣甲基苯丙胺給張成建，也說明張成建確實從其他人處購買過毒品。另一方面，從販賣毒品的角度來看，銀行交易明細顯示，張成建及其女友劉金蘭所有的兩個銀行賬戶案發(fā)前入賬資金合計達80萬元。張成建案發(fā)前沒有任何職業(yè)，沒有生活來源，上述資金應主要來源于其販毒所得，即使按照張成建所供述的最高銷售價每克200元計算，其販賣毒品的數(shù)量也已經(jīng)達到4000多克。而且張成建供稱毒品交易主要采用現(xiàn)金方式，僅有部分購毒款打入其上述銀行賬戶，故賬戶上金額僅為部分販毒款，張成建販賣毒品的數(shù)量也遠不止根據(jù)銀行賬戶金額推算出來的數(shù)量。
其次，從毒品販賣的次數(shù)及對象范圍來看，根據(jù)現(xiàn)有證據(jù)，被告人賀建波除販賣毒品給被告人匡小林（10克）和被告人洪達（2克）之外，另外4次都是販賣給被告人張成建，販賣的次數(shù)相對較少，且販賣對象僅限于上述三人。而張成建除了販賣毒品給同案犯匡小林、周偉偉之外，還大量販賣給另案處理的張軍鋒、賀海江、“玲玲”“阿二”“烏骨雞”“阿路”等人；從查獲到案的銀行卡交易明細來看，上面有多達數(shù)十人、數(shù)百起的交易記錄，表明張成建曾先后向數(shù)十人販賣過數(shù)百次的毒品。由上可見，在販賣毒品的次數(shù)及對象范圍上，張成建實際上要遠遠多于或大于賀建波。
（二）在毒品交易中，被告人張成建比被告人賀建波更為積極主動，對促成交易所起的作用更大
從本案中張成建與賀建波之間的毒品交易過程來看，張成建始終處于積極、主動地位，而賀建波則處于相對消極、被動的地位。盡管賀建波系毒品買賣的上家，但其并未事先購入大量毒品持毒待售，也沒有積極主動聯(lián)系下家張成建，向張成建推銷毒品。相反，每一次毒品交易都發(fā)生在張成建手中的毒品即將販賣完畢之際，由張成建主動打電話向賀建波約購毒品，并向賀建波提出其所需毒品的種類與數(shù)量。賀建波在手中并沒有毒品的情況下，應張成建的要求從他人處購入毒品，再由張成建攜帶事先籌集的購毒款，并帶上驗毒人員匡小林前來驗貨，張成建購買毒品后再將毒品帶回銷售給他人?？梢姡瑹o論是從發(fā)起毒品交易的主動性，還是從對促成交易所發(fā)揮的作用來看，張成建明顯更為積極主動，對于促成二人之間的毒品交易所發(fā)揮的作用也更大。
不僅如此，從毒品上下家之間的依賴關系來看，被告人賀建波購入的毒品除少量販賣給被告人匡小林、洪達之外，絕大部分都販賣給被告人張成建，張成建系其最主要的毒品下家。而證據(jù)顯示，張成建除了從賀建波處購買毒品外，還分別從廣東毒販“阿凱”“眼鏡”處購買過大量毒品，賀建波并非其唯一的毒品上家。這就表明，即使沒有賀建波，張成建也能從他人那里購買到大宗毒品，其對上家賀建波的依賴性并不強。相反，賀建波的毒品主要是販賣給張成建，毒品的種類、數(shù)量、價格、交易時間等因素均取決于張成建的需要，如果沒有張成建，其因為缺乏銷路也很可能不會主動向自己的上家購入大量毒品?？梢?，賀建波的販賣行為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張成建的購買行為，也說明張成建在與賀建波的毒品交易中起著主導作用，對促成毒品交易的作用更大。
（三）從實際危害后果來看，涉案毒品通過被告人張成建進一步流向社會上不特定的吸販毒人員，張成建販毒行為的危害后果更為直接
盡管本案毒品系從被告人賀建波處流向被告人張成建，但張成建所購買的毒品并非用于自己吸食，而是用于販賣給人數(shù)眾多的下游吸、販毒人員。張成建并非毒品流轉(zhuǎn)環(huán)節(jié)中最末端的吸食者，在與毒品吸食者的交易關系中又居于毒品上家地位。同樣，賀建波在本案中雖系毒品上家，但其并非毒品的制造者或走私入境者，相對于毒品源頭來說，其又處于下家的地位。可見，處于毒品交易中間環(huán)節(jié)的上下家，僅是一個相對的概念，在社會危害性上并不具有絕對的衡量價值，不能簡單地認為毒品上家的地位、作用及社會危害性就一定高于毒品下家，對其量刑也并非一律要重于毒品下家，仍要堅持具體案件具體分析。在本案的毒品流轉(zhuǎn)關系中，當賀建波將毒品販賣給張成建時，毒品尚未被人數(shù)眾多的吸毒者所持有和吸食，其社會危害性并未完全顯現(xiàn)；而張成建購得毒品后再向下游販賣的行為，使得毒品流向分散的零賣者以及最終端的吸毒者，毒品犯罪的危害后果才進一步顯現(xiàn)。故從實際危害后果來看，張成建販毒行為的危害性較賀建波更為直接，也更大。
（四）被告人張成建的主觀惡性較被告人賀建波更深，其人身危險性也明顯要大于賀建波
從被告人張成建的主觀惡性及人身危險性來看，其先后有三次犯罪前科，分別于1996年因犯搶劫罪、2003年因犯尋釁滋事罪被判處刑罰，2011年又因犯販賣毒品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。可見，張成建在本次犯罪之前不僅具有暴力犯罪前科，還曾因毒品犯罪被判處重刑，系毒品再犯，應依法從重處罰。張成建在2011年因販賣毒品被判刑之后，因患有重大疾?。ǚ伟┘皭盒孕叵倭觯┍粫河璞O(jiān)外執(zhí)行，在暫予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期間，又利用其所患疾病即使被抓獲亦難以羈押的條件，繼續(xù)實施販毒犯罪，可謂肆無忌憚。上述情況表明，張成建素行不良，又系職業(yè)毒犯、毒品再犯，且在暫予監(jiān)外執(zhí)行期間又實施毒品犯罪，主觀惡性深、人身危險性大，屬于應依法從嚴懲處的對象。與之相比，被告人賀建波在此前有一次搶劫暴力犯罪前科，雖然亦屬于主觀惡性較深、人身危險性較大的犯罪分子，但其前科犯罪次數(shù)少于張成建，前次犯罪也并非毒品犯罪，并不具有毒品再犯這一法定從重情節(jié)，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相對而言均要小于張成建。
綜上，在本案被告人賀建波與被告人張成建的上下家關系中，無論是從毒品交易的數(shù)量、次數(shù)、對象范圍以及危害后果，還是從毒品交易過程中的主動性及對促成交易所發(fā)揮的作用，以及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和人身危險性來看，張成建的罪行均較賀建波更為嚴重，故判處下家張成建死刑立即執(zhí)行是適當?shù)摹?/p>
撰稿：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 聶昭偉審編：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馬巖
來源：《刑事審判參考》執(zhí)行編輯創(chuàng)辦的“說刑品案”公號
